后文出于表述的方便，统一使用法律体系一词。

1.语义学差别 阿列克西独创性地从语义学的角度对于规则和原则进行了区分，他将规则定义为一种确定性命令，而将原则定义为一种最佳化命令，认为法律体系是由两者共同组成的。[83]现实应然意味着已经考虑到各种现实的可能性之后，要求直接依照它的要求去做，无论是否存在相对立的要求，因此它是一种确定的应然。

相反，规则一原则模式既让行动者保持对于权威的足够尊重，也在很多情形中让行动者自身涉人对实质价值的考量。[20]这个概念还被纯粹法学单独用来指比静态法律规则更小的单位，例如只规定了构成要件之一部分或强制行为（法律后果）的法律材料，其实相当于法律规则的构成部分。基尔学派正是以后一种理解方式为前提为规则和原则具有质的差别进行辩护的。宪法适用者（即制定法的创设者）在适用宪法时会在宪法框架内填人自身的主观因素，创设出制定法，两类因素此时都将成为制定法框架的组成部分。[66]凯尔森就是这么做的，参见前引[16]，Hans Keken书，第197页。

而在解释方法中，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都与原则存在密切关联。阶层构造论只是勾勒出了法律体系的高度（不同阶层）和宽度（同一阶层的诸规则），却没有刻画出它的深度。在群众的注视下，交警的不当言行尤其容易促使矛盾升级、执法现场失控，使小问题演变为群体性事件。

由于法规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利益诉求的分歧，法律系统与生活实践之间存在张力，在社会压力及其带来的行政压力下，执法者为回避激烈冲突而弹性执法，根据情势选择执法行为。执法者和执法对象在微观层面的理性和利益权衡，受到宏观社会系统给定的互动场景的制约，即特定微观场景及其互动模式，受制于宏观社会系统要素。最后，交警中队赔偿12万元息事宁人。市场经济条件下，总体趋势是社会结构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的市场化。

与此相对，仍有一些民众墨守成规，麻木车主视麻木为就业途径和谋生工具，仍然居住在老城区的低收入市民也更青睐麻木带来的出行便利和廉价。据麻木车主们估计，全市可能有200多辆违法载客的载货麻木（禁麻前有1400多辆），车主大多是50岁以上的下岗工人和进城农民。

交警考虑不同人群的执法难易程度、执法成本和收益，发展出相对理性的执法资源配置方式，侧重于比较容易实现的执法对象和执法目标。[28]麻木车主和老城区低收入市民大多缺乏接近法律的机会和技能，因此容易在街头以执法冲突为形式表达利益诉求。政府官员也越来越关注交通安全问题。而这类回避激烈矛盾的执法不严现象，[3]往往在基层管理者的默许、放任甚至肯定下发生。

交警不会轻易依法取缔、报废麻木，因为严格执法意味着端掉车主的饭碗，会遭到激烈抵制，甚至有老年车主威胁交警，如果强制报废麻木，他们会找交警个人拼命，或到交警家里去吃饭。其他交警见状都来好言相劝。在访谈中，多位曾在执法运动中被拆掉车棚的麻木车主都表示理解交警，坦言交警也不容易。稳定与发展的两大目标，在禁麻中存在冲突。

很多法规政策符合现实需要和发展潮流，却减少了一些民众的既得利益。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法治肩负着改造社会、推动发展的重任，因此常需要先行立法，然后通过政权体系进行贯彻。

中队大院中，托人打招呼成为麻木车主 以退为进的办法。当前社会条件下，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已经是社会常态，它们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

在复杂的境况下，如果执法对象不配合，又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交警就只能进行弹性执法，根据不同情势采取不同执法行为，这是较安全的选择。弹性执法的塑造机理，可以简易表述如图1： 对社会压力及其带来的行政压力促成弹性执法的机理分析，呈现了宏观社会背景向微观行动场景的转化。也包括受立法和公共政策影响的社会群体，他们因有直接利害关系而对法规的问题和指向更加敏感。与一线执法者一样，管理者对弹性执法也有着清晰的认识。[19]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12页。目标管理责任制促使交警根据目标要求调整执法行为，以达到目标管理所要求的绩效。

因此，通过运动实现执法空间转移，其效度有限，并没有改变弹性执法的基本构架。市区新建了工业开发区，投资者希望有良好的城市环境，政府官员也希望以良好环境吸引投资者。

为了回避激烈矛盾，执法者与执法对象进行协商，根据具体情势采取不同执法行为，这种执法不严被本文称为弹性执法。第二，民众偏好差异因素的介入，使交警在执法过程中必须慎用强制措施。

社会舆论往往以同情弱势群体、批判公权力的姿态来审视执法者。因此，交警拥有选择执法的对象、依据、强度、方式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

南山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说：严格强制执法矛盾太大，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事实上，2007年禁麻运动结束后，第一次运动式执法中被拖带到交警中队的多数麻木，所受的惩罚并不严重：为载人而安置的拖车顶棚被强制拆除，车主被罚款50到200元。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大国，各地难免有其特殊情况，法律的统一实施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和实践智慧。老城区的低收入市民发现在超市购买的生活必需品难以搬进家门，因此指责政府为了城市面子而开展的‘禁麻运动不切实际。

在执法现场，麻木车主往往强调自己的艰难处境，争取围观民众的同情，同时为了违法利益而不惜与执法者发生冲突。弹性执法发生在中国法治的特定实践中，有着转型期独特的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背景，即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利益矛盾、尚难容纳多元利益诉求的法律系统、执法对象激发的社会话语压力、青睐变通权宜的法律文化四者之间的张力与合力。

[11]机动三轮车在各地的俗称不同。[30]强调情、理、法并重，就修正、缓和了法的严格性。

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坚持依法治国。[1]干净透明的执法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维度和表征，[2]因此，理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的机制和原因，进而提高执法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对麻木车主则意味着得到补偿和社会保障，丧失就业机会。其身份特征被不断放大，代表性被张扬，甚至被想象成社会弱势群体本身。禁麻运动两个月后，麻木载客现象重新出现，此时，针对麻木的执法主要由交警负责。执法弹性格局的塑造，缘于执法权在时空上的非均质分布、民众偏好差异因素的介入，以及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的协商。

对于执法管理者而言，应当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以对基层执法者进行合法可持续的绩效考评，改变基层执法者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因法外因素而执法不严。从交警执法中受益的人，也可能因不理解或受违法者的行为表象感染，而批评执法不规范、暴力执法。

但在针对麻木的执法中，车主作为城市底层群体，收入有限，交警的非法利益空间因此很小。[5]早期的代表性文献有Gary S. Becker,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6, no.2, 1968, pp.169-2l7; George J．Stigler, The Optimum Enforcement of Law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78, no.3, 1970, pp.526-536; Gary S. Becker George J. 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3,1974, pp.1-18. [6]参见陈郁编：《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代理经济学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2004年《湖北省城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颁布，规定简易机动车应逐步退出出租客运市场，具体时间和方式，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街头聚集的多是无证摊贩、流动人口和底层市民，涉官、涉警的矛盾容易激起关注，得到的舆论聚焦，成为社会不满的发泄口。